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，蝉鸣声震耳欲聋。我蹲在楼道拐角处，望着手中歪歪扭扭的自行车，车把上缠着的胶带已经发黑。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，在车铃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，像极了去年夏天我第一次摔倒时，从膝盖蹭落的血珠。

记得刚上初中时，我总被同学嘲笑"没长骨头"。他们骑着新买的山地车从校门口呼啸而过，车筐里装着冰镇汽水和作业本，而我只能攥着奶奶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凤凰牌二八车。车铃是邻居大伯用废弃闹钟改造的，金属片被砂纸打磨得锃亮，但每次转动车把，金属摩擦声总会惊飞梧桐树上的麻雀。

第一次真正尝试骑车是在开学典礼前夜。我偷偷把车支在小区空地，对照着说明书调整刹车线。说明书是邻居小孩淘汰的，塑料封皮已经卷边，但附赠的彩色贴纸还贴在目录页。那天暴雨突至，雨点砸在车筐的旧报纸上，我抱着车座猛蹬踏板，却连车棚都没能跨过。车把剧烈晃动时，我听见金属支架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，膝盖重重磕在水泥地上，蹭掉一大块皮肉。

"要不......"我蜷缩在车棚角落，看着血水在积水里晕开暗红的花。雨水顺着发梢滴进眼睛，模糊了视线。这时母亲举着伞从单元门探出头，她今天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，袖口挽到手肘，露出被粉笔灰染白的指甲。

"还记得你学走路吗？"她蹲下来替我清理伤口，酒精棉球擦过伤口时，我疼得倒吸冷气。"当时你摔了三十多次，最后扶着茶几慢慢挪进客厅。"母亲的声音像浸了凉水的毛巾，轻轻敷在渗血的伤口上。她从裤兜掏出创可贴，手背上还沾着早上贴瓷砖时留下的白灰。

第二天清晨，母亲在车把上缠了三层胶带。她踩着车后座，用肩膀顶住车座，教我保持平衡。晨雾未散的街道上，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像一根支撑我前行的竹竿。当车轮终于不再打滑，我忽然发现母亲的后背已经湿透——原来她每教我蹬一圈，自己就得跟着蹬三圈。

期中考试那天，我骑着那辆缠满胶带的自行车穿过校门口的梧桐大道。车铃叮当声中，我看见教室里母亲正在擦黑板，粉笔灰簌簌落在她深蓝色的外套上。那天我考了年级第三，班主任把奖状递给我时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礼堂里发颤："感谢我的车铃闹钟和粉笔灰外套。"

现在每当我骑车经过那片梧桐林，总会停车系紧鞋带。车铃已经换成同学送的电子铃，但金属片里依然嵌着去年夏天的那颗血珠。风掠过耳畔时，我仿佛又听见金属支架的呻吟，看见母亲后背洇湿的衬衫，还有创可贴在伤口上慢慢变干的触感。

成长或许就是这样，我们总在摔跤时遇见光。那些缠满胶带的车把、沾满粉笔灰的肩膀，还有在伤口上风干的创可贴，最终都会变成记忆里闪着微光的碎片。就像此刻我车筐里静静躺着的旧说明书，封皮卷边的目录页上，彩色贴纸依然固执地贴着"如何与交通工具建立信任关系"。